陈诚怒斥张治中:敌人未缴我械你把我缴光

发布时间:2016-05-19 16:37:21 来源:互联网 推荐

1938年1月,陈诚奉派为武汉卫戍总司令。此刻,国民政府虽然迁都重庆,但重要军政机构驻足武汉,所以陈诚又兼任军委会政治部长。6月下旬,日军溯江西上,陈诚升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,同时仍兼卫戍司令、政治部长、湖北省政府主席等多项要职,可以说是红透半边天的实力人物。还在战前,李宗仁曾经提出“焦土抗战”一说,蒋介石表示赞同,主张“坚壁清野”和“将撤退的地方付之一炬”,以示抗战决心。10月25日,武汉撤退在即,蒋介石电令实施爆破,目的在于“不仅使敌一无所得,失其攻汉之目的,且示以同归于尽之决心,非此不能使敌有所感悟与痛苦也”(《蒋中正总统五记——困勉记(下)》)。然而陈诚并未认真执行,蒋介石后来抱怨武汉警备司令郭忏“不奉命令,擅自先退,以致一切计划不能全部完成,飞机场破坏亦不彻底,乃被敌军即时利用”。

陈诚与蒋经国

湖南成为抗日前线。11月7日,蒋介石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,主要议题为“重定战斗序列,兵额补充方案,后方勤务制度改定,铁道运输改良及军事人事整理”。9日,日军第六师团一部攻占临湘县城和羊楼司、云溪等地,国军退守岳阳、汨罗、平江一线,陈诚认为前方已趋稳定,遂把第九战区前进指挥所迁设长沙南门外章宅。11日下午,蒋介石启程粤北韶关。据张治中说法,翌日上午9时许,先是侍从室主任林蔚电话指示“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”,接着又有蒋介石的正式电文下达:“长沙如失陷,务将全城焚毁。望事前妥密准备,勿误!”军令部长徐永昌日记证实确有此事,“十二日前十时,在郴州,委员长曾有电与张主席令长沙不能守时即放火烧毁之”。(《徐永昌日记》,“中研院”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)张治中乃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、省保安处长徐权会商,指定警备司令部筹备,保安处协助进行,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为执行总指挥。酆悌叮嘱徐昆:“准备动手时,应以放紧急警报,奉主席最后命令,始执行。”张治中也强调“须在我军自汨罗撤退后,再命令开始行动”。

抗战时期的张治中(左一)

岂料阴差阳错,13日凌晨2时许,南门外伤兵医院不慎失火,警备第二团官兵以为行动开始,立即用煤油和木材点燃了焚城大火。陈诚适在熟睡,战区司令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张振国冲进房内:“报告辞公,长沙大火!”陈诚懒洋洋地说:“叫他们救火就是。”张振国急了,“整个长沙大火呀!”陈诚急忙披衣下床,首先想到找来张治中问明情况,进而飞调第七十四军和宪兵部队入城维持秩序,动员各部政工和军医救治伤患。(张振国:《我所知道的长沙大火》,《长沙大火》,岳麓书社1997年版)张治中又何尝不是在睡梦中被副官叫醒,酆悌报告说:“各处起火,电话已断,究竟放火者何人?外面人都传说火是由警察局开始烧起的。”下午,张治中来到章宅,陈诚忍不住大声怒斥:“敌人未有缴我的械,你把我的械都缴光了,你叫我这长官怎么当法?”张治中解释说:“辞修,不要说下去了,我是该死,大火的事我完全不知情。”蒋介石得知长沙焚毁,“闻之心痛”,有感于“地方人员之不力,殊为浩叹”,16日傍晚返回长沙,第二天登上天心阁,但见满城焦土,内心“更为悲惶”。(《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》)在对外宣示问题上,蒋介石“拟以汉奸纵烧为由”,陈诚明确反对:“此事系有计划之举动,不能认为无过,必须自己认错,方能对得起民众。”(《千钧重负——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》,中华出版公司2015年版)蒋介石真是煞费苦心,“第一须顾虑不为敌暴露我政府之弱点;第二不能使湘民反感,增加政府困难;第三不可使文白政治生命从此断送,而予以善后机会”。(《陈诚先生书信集——家书(下)》)在这样的前提之下,当然只有弃车保帅一途,酆悌、徐昆、文重孚(湖南省会警察局局长)三人很快被判处死刑,张治中则由行政院予以革职留任处分。

长沙大火事件,蒋介石不满陈诚“厚于责人而不愿助人”,要求陈诚“不怨不尤”,与张治中“互相合作,共同肩负艰巨,以当未来不测之大难”。陈诚回电解释:“文白兄多年献身革命,且为领袖下共同奋斗之袍泽,今一旦疏忽,遭此巨变,吾侪除齐心共负艰巨外,更有何策?”同时强调自己是“只对事,不对人,明是非,负责任”,“以整个国家民族之立场为立场,在积极工作方面,努力求解决而已”。(《陈诚先生书信集——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(上)》)很明显,陈诚话中有话,他在家书中完全持批评态度:“文白兄为人最爱好、最要面子,此次主湘确抱无限希望。惟可惜相助者不得其人,一切均重表面,而不切实际耳。”“我自问对于文白帮忙不少,但文白太无人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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